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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联系北京南站安检时，工作人员表示尚不清楚相关情况，“我们也是刚知道，正在问这事呢。”截止记者发稿时，麦当劳方也尚未给出官方回应。麦当劳北京南站店则表示，目前已将该声明撤下。该微博被收录进“今日最佳笑点”，目前已获得近4万个赞，网友的关注度还在不断上升。微博下方评论区的画风也非常欢乐，许多网友表示，“就喜欢这种简单干脆的通知”，“这么写其实挺好的，一看就懂，还不会生气。”

另外，税收制度本身要突出它的简明、公平、中性的特征。这里面要特别关注增值税在中国税收体系中的重要位置。某种意义上说，现在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增值税国家，不仅仅是体现在它产生的税收收入上，而且还体现在增值税的覆盖面上，我们对很多现代服务业，包括金融在内的行业已经征收增值税了，这恐怕在世界上都是属于先行者。在全球资本流动加速、税基侵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，这种税收征管方式有可能是一种比所得税更好的方式，当然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定论，但这个方向的讨论和研究值得进一步向前推进。

吴华简历吴华，男，汉族，1968年12月出生，浙江云和人，研究生学历，1990年8月参加工作，199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90.08—1996.03 中国人民银行云和县支行会计科科员、副科长1996.03—1997.05 交通银行温州分行财会处检查辅导员

新京报记者 马婧责任编辑：吴金明1月10日，小米在北京发布999元起售的Redmi Note 7手机，这是其独立新品牌Redmi的首款新机。雷军在发布会现场放出狠话“生死看淡、不服就干”。同日，小米集团股价跌破10港元，创下上市以来新低。与去年7月高位时相比，小米股价已累计下跌逾55%，市值蒸发逾2900亿港元。

（二） 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作为国家权力运作的场景， 乡村社会环境在过去几十年间在多个方面发生了变化， 在此选取较为突出的两点进行讨论， 分别是村庄流动性的增强与信息的多源化。1。 流动的村庄。在过去的中国农村， 国家权力之所以能够通过高音喇叭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， 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都被束缚在村里的土地上， 广播内容基本能够传达到每个个人。然而， 改革开放以后， 农民“人地分离”的程度愈发加深， 原本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变成了高流动性的村庄， 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报 ， 2016年年末， 全国流动人口有2.45亿人， 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， 较上年增长1.5%， 其中外出农民工有16934万人， 增长0.3%。有专家学者指出， 未来流动人口规模仍将持续增长 。村庄的高流动性意味着乡村的空心化， 这对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动员带来了挑战。

相反， 在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下， 国家权力早已突破县一级， 延伸至乡 （镇） ， 并且国家政权与村委会之间保持着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， 这凸显了乡村社会中国家权力的在场。从这一意义上讲， 要说“国家权力已从乡村中抽离”似乎并不准确。从制度设置上看， 国家权力并没有缺席， 但在实际生活中， 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体经济时期， 国家又在有意地削弱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在场感。如何解释上述看似矛盾的现象， 进一步地， 如何理解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， 这是本文要尝试回答的问题。